当《傲慢与偏见》撞上《轭下

  不久前, 在《文学回忆录》中看到木心说因为伐佐夫,世人不得不对保加利亚文学看一眼,没想到,上周日,居然在老西门文庙旧书市场邂逅伐佐夫小说力作《轭下》。

  说来书缘有时是很奇妙的,那天,本来已经很幸运,先是早上七点半开市前,在文庙外面,两元一本的地摊上,觅得精装厚册竖排繁体“神”版《圣经》和郑克鲁新译本波伏瓦《第二性》。开市进了文庙,寻两个冷摊,从容闲看去。不想,没过多久便发现了这本《轭下》,其实,前封已无,扉页朝天,粉色雕像插图右手指处赫然钤一方红色小印,“王科一印”, 端正隶体,字字精神,心中暗喜;拿起细看,译者竟是大名鼎鼎的施蛰存,又一喜;略翻,蓝色钢笔批校之迹星布已泛黄的书页上,末页更有总评四则,落款“科一”,铅笔繁体书就,苍苍有古意,大喜。保持镇定,五元拿下,畅美不可言宣。

  原来只知道施蛰存先生是上世纪三十年代“新感觉派”小说健将,没想到还译过这么大部头的保加利亚小说。翻了翻陈子善老师为《施蛰存译文集》写的编后记,才晓得施先生晚年曾自喻一生开了四扇窗户:东窗是文学创作,南窗是古典文学研究,西窗是外国文学翻译和研究,北窗是碑版整理。陈老师引施蛰存文集总序的线年,是我译述外国文学的丰收季节,大约译了二十多本东欧及苏联文学,这些译文,都是从英法文转译的,只是为出版社效劳的工作,不能视作我的文学事业。”

  不过,凡事难有一律。翻开这本1952年出版的《轭下》,施先生在“译者题记”中说:“一九三五年,在郑振铎先生所编世界文库中,见到沈雁冰先生拟译此书的预告,可是一直到世界文库停刊,还未见沈先生的译文,一九四六年,我忽然在上海一个旧书摊上发现了这个英译本(《轭下》)的1912年11月修订新版本,里封面上有沈雁冰先生的签名与印章,这必然是沈先生曾计划据以迻译的那个本子,不幸在流徙中散失出来的。我把这个本子买回家,一气读完了,就很想把它翻译出来。”

  由于当时条件所限,施先生的理想无法实现,于是他就在1951年向文化工作社提出了这个计划,译完后顺利于1952年4月出版。可见,至少这本《轭下》并不属于施先生五十年代那些“只是为出版社效劳的工作”,倒是他一份积年夙愿的完成。

  施蛰存译本《轭下》初版的1952年,这本书原来的主人和批校者王科一刚刚大学毕业,他何时批校的这个译本,无从知晓,不过,1968年,他就在“文革”受迫害含冤自杀,年仅四十四岁。批校《轭下》时的王科一无疑是很年轻的。在本书末页,他开列了施译的四大毛病:“一曰三多,多(这)、多(那)、多(就);二曰语病—如(狗吠声更响地叫起来P306);三曰遣字用词甚旧,如(大、空、展);四曰诘屈咬牙的翻译腔甚多。”

  还是看看批校实例吧。11页施译“她所能办到的只是高声叮嘱他小心些”,王改“她只有叫他小心些”。12页施译“马柯赶进马厩里”,王改“马柯赶快跑进马厩”。同页,施译“于是那人走近了些窗子”,王改“于是那人向窗子走近些”。17页施译“一点亮光也不从窗缝里透露出来”,王改“窗缝里没有一点亮光透露出来”。34页施译“那个大院子,当他们走进去之后,是非常之静”,王改“他们走进了大院,院里非常寂静”。39页施译“晚安,神父,克拉列岂回说,就关上了房门”,王改“晚安,神父,克拉列岂一面答,一面关上了房门”。59页施译“医生在向屋子里四周看了一下之间,吃惊地看见他送给克拉列岂的那件加里波的外套放在靠椅上。这个发现双倍地增加了他的恐慌”,王改“医生向屋子里四周看着,不多一会儿,看见他送给克拉列岂的那件加里波的外套放在靠椅上,不由得大吃一惊。这个发现加倍地使他恐慌”。65页施译“医生曾经有过一回扣除了七十二杯咖啡的账款”,王科一把“回”字改成了“次”,并在旁解释道,按原译极易读成“回扣”,说明他很注意断句炼字的细节。436页施译“别假惺惺的流这种鳄鱼眼泪了”,王改“别干这种猫哭老鼠的卑鄙勾当了”,并加按语说corocodiles tears译为猫哭老鼠较妥。以上只是他对施蛰存译本大量修改增删中寥寥几例,总的批校量不下几百处,如他在最后归纳的“三多”问题,单是被他划掉的“那 ”字恐怕就将近一百个。

  不难发现,经王科一修改之处,确比原译顺畅了许多,也更符合现代汉语的习惯。方平先生在《十日谈》后记中说王科一“是一位勤勉奋发、热爱自己的专业、而且已经作出了成绩的外国文学工作者”,这一点,凡读过其译作的人,恐怕都有同感。看了他也许只是拿来练习的对《轭下》的批校,更会认可这一点。

  《轭下》1952年初版,由文化工作社印行,1982年再版,还出了“网格本”,199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又出了银灰色护封布面精装版,属于“世界文学名著”丛书的一种, 都用施蛰存译本。因为好奇施蛰存看没看过王科一的批校、参没参考他的意见做过修订,本想找后出版本和我这个王批初版对照一下,可惜,复旦图书馆网格本、1992年精装本都没有收,可参照的仅有两本1982版,还分别保存在枫林医科图书馆和江湾校区图书馆,只好作罢。不过,想来施先生见到这个批校本的可能性不大,批校也只是翻译家王科一私下对同道的评骘,很可能不过是他从事文学翻译和编辑工作的一种演练。写到这里,忽然产生一个想法,如果出版社循脂批《红楼》或毛批《三国》先例,也出个王科一批校本《轭下》,不仅会成就文学翻译史上的一段佳话,也是对施蛰存和王科一这两位海上翻译大家一种别致的纪念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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